行业资讯 - 万乐厨卫-专业生产及销售燃气热水器、炉具、吸油烟机、嵌入式消毒柜、电热水器

欢迎光临万乐18luck新利官网官方网站!

  • 01

    16-09

    国务院“限塑令”中国低碳生活的开始

    当地球被胶袋所淹没,人类只能自叹当初的短视。  国务院曾发出通知:「鉴于购物袋已成为『白色污染』的主要来源,今后各地人民政府、部委等应禁止生产、销售、使用超薄塑料购物袋,并将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自2008年6月1日起,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  此通知一出,平日里即使触目可见,却从不引人注目的胶袋几乎立即成了全体中国人民关注的对象。而在一家网站所举行的「关于使用胶袋」的调查中,10万个参与者,有近半数的人表示:告别免费胶袋,购物习惯会受影响。  不知国人是否真正意识到「胶袋」之所以禁用,之所以使国家甚至不惜动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正在于「影响」这两个字。  人类最愚蠢的发明  胶袋的发明问世至今已有106年的历史,它的出现给人类的生活起居带来极大方便,因而被称为科技界的「白色革命」。  公正地说,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胶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确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方便、实用、灵活,使用成本低廉,「随用随弃」的生存快乐。可是,科学已经证明,人类在胶袋中所获得的「随用随扔」的快乐却是以胶袋的不可降解、对环境造成持久污染为代价换来的。  在当今世界上,胶袋早已被人们无奈地视为最可怕的「白色污染」及「人类最愚蠢的发明」。  据调查,全国胶袋加工制品厂有6百多家,其中不少生产胶袋的企业,往往是某个人昨天才做一个梦,今天立马花上几千块钱买一台吹塑机,就可「开张大吉」了。而由于所用的原料都是回收的垃圾袋,这些工厂生产出来的胶袋,「便宜」的确是便宜到可让超市「免费提供」的水平上去了,可它对于我们生存环境及人体所造成的污染和伤害却「昂贵」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据中国塑协塑料再生利用专业委员会统计,我国每天对胶袋的使用量高达30亿个,其中仅用于买菜的胶袋就达10亿个。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超市节能报告显示,全国超市行业每年消耗的包装袋价值高达50亿元人民币,其中以塑料购物袋为主。当前,仅北京每年废弃的胶袋就达23亿个,生成废旧塑料包装垃圾14万吨,占生活垃圾总量的3%;上海每年生成废旧塑料包装垃圾19万吨,占生活垃圾总量的7%。  而比每天高达30亿个胶袋使用量更可怕的是,当前商场赠送的胶袋主要都是不可降解的,如果用作垃圾袋,将严重危害环境。胶袋埋在地下要过大约200年才能腐烂,并严重污染土壤;如果采取焚烧处理方式,则会生成有害烟尘和有毒气体,长期污染环境。  「限塑令」考验众生  为保护和改善我们的环境,在未来的某一天,在全世界,薄型胶袋肯定要退出市场,可是在弃用胶袋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必将遭遇到来自于「生活习惯」等惯性力量的强大障碍和抵制。  比如说,在香港自备购物袋的「生活习惯」已经提倡并推广好几年了,但是,不少人去超市购物时仍经常会「情不自禁」需要超市提供的「胶袋」,以至于香港特区政府不得不拟向立法会提出「征收胶袋税」的议案,希望借助法律的力量来强制推行「取消免费胶袋」,进而引导居民走向更环保的「购物方式」,改变用「胶袋」购物的生活习惯。  比如说,几年前,国家也曾出台文件禁止餐馆使用一次性塑料餐盒,可时至今日,在一些地区,一次性塑料餐盒仍大行其道。  比如说,沈阳、北京、杭州、深圳也曾极力推行过全面禁用塑料垃圾和筷子、餐巾纸等一次性用品的法规,可是,纵观各地的治理效果,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便宜的发泡餐饮具及超薄胶袋在市场上还是无所不在,可降解的环保替代品依然是「曲高和寡」。而在深圳,当该市在去年11月宣布,政府正在考虑对使用胶袋收费,并向免费给顾客发放胶袋的商家罚款5万元的时候,几乎立时就遭来了商家们反对。  由此可见,对白色污染的治理,政府除了出台禁产、禁用法令之外,还应有新的举措。以此次为例,如果国家在出台「限塑令」的同时,也出台一些支持相关产业对研发可降解的环保制品企业进行财政补贴或是减免税收的政策,是不是更有利于避免因为「禁赠胶袋」而增加消费者负担的可能性呢?  「限塑令」是人类理性的选择,是不让世界变成胶袋垃圾场的必须,更是人类生存方式的环保自救。  然而,历史的经验却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环保生活习惯的培养,仅靠「外在」的行政手段是远远不够的,换言之,也就是说左右一个人是否弃用胶袋的决定力量在于这个人拥有怎样的「生存方式」。  重建生存方式 任重道远  怎样才能让「人类最愚蠢的发明」早日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怎样才能让每天胶袋的使用量高达30亿个这样一个庞大的数量呈下降趋势?笔者以为,用「禁赠」胶袋等「限塑令」来抑制消费只是可供选择的途径之一,根本出路不仅在于尽快找到传统塑料的替代品,而且还在于重建我们的生活习惯和生存方式。  有道是,任何一种生活习惯养成乃至延续,其前提都必须是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健康安全的;而一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其实就是「方便快乐」的生活习惯与「健康安全」的生活方式二者之间,进行不断博弈,有所取舍的历史。在这个博弈过程中,人类的理性力量不足以抑制并战胜自身快乐欲望的需求的时候,人类就必然而然地转而借用「外在」的力量。  「禁赠胶袋」令的出台,说明了中国正在环境保护领域走向世界前列,而笔者在祈愿这个禁令能在6月1日后成为「全民共同自觉遵守」的生活习惯的同时,也祈愿「环保的生存方式」能随之成为中国人的生存方式。  每一个生存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他首先必须生存在环境中,尔后才是其他。可遗憾的是,在一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人类处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时代,人类的每一个进步,总是用损害环境、破坏环境、糟踏环境为代价的。  而今天的人类终于觉醒,环保的必需和环保的必要不仅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而且还成为了各个国家各级政府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  至此,当「环保」已成了维系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环保呢?  禁赠胶袋,拒绝白色污染,让地球充满生机,我们的地球将因此而成为万物众生的乐园;让环保成为我们的生存方式,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居住者,每一个百姓才能自由地呼吸,青草一样地成长。

  • 19

    15-08

    迪顿:一个老派经济学家的野心

    迪顿并未沉迷于微观调查数据,他从未放弃对社会加以总体认识、整全认识的努力。所有这些具体问题的研究,都折射出迪顿那种贯通微观、宏观、实证等几大经济学科门类的巨大野心和传统做派。老派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常被视作“终身成就奖”,以往得奖的学者在得奖时往往已退出学术第一线。可今年的获奖者安格斯·迪顿从1970年代活跃至今,两年前刚出版力作《逃离不平等》,今年还在持续发表高质量论文,他的获奖实至名归。迪顿的获奖,很自然地使人联想起这些年逐渐变热的“新发展经济学”。麻省理工学院一些知名学者领衔的团队,主张采用随机对照实验(RCT)的方法,在非洲、拉美、印度等地广泛开展田野实验,微观地、具体地研究贫困地区人们的实际经济行为。这类方法在当下极为盛行。可真正了解迪顿的工作后就能明白,他是个有些“老派”的学者,对这些新方法有所保留。他曾表示,如果缺乏理论基础,不了解经济运作的基本机制,随机对照实验只可能得到很肤浅的结果。要全面理解迪顿的思想,必须先回溯他早年的成名工作。他在1980年出版了与米尔鲍尔合著的《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全面总结了消费行为的研究范式,这些研究都是当时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差不多同一时期,他们又在顶级学报《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一篇名为“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的论文,提供了一种简明易用的估算消费者需求的模型。这个模型后来被广泛用于各类经济分析和政策评估,也使得这篇文章成为史上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所以迪顿最早就是从拓展经济理论出发,开始自己的学术工作。当时的主流消费理论是由两位诺奖得主弗里德曼和莫迪里亚尼奠定的。由于条件限制,过去总是缺乏足够的数据和方法来实证检验那些经典理论。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数据逐渐变得丰富,统计所需的技术手段也逐渐成熟。迪顿用自己发明的工具来检验数据,发现居民消费并未像理论所预测那样随着收入变化而同步变化。居民消费的变动非常平滑,这一点以当时理论尚不能作出有效解释,后来被称为“迪顿悖论”。坚守整全认识在迪顿的黄金时代,一流经济学家都要同时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用理论推进我们对这个世界内在经济规律的认识,用实证来检验和修正现有的理论,两者相辅相成。迪顿本人就用实证方法发现了很多理论的偏误。但到了1990年代之后,数据集逐渐变得丰富,理论发展的脚步开始放缓,更多的学者开始专注于实证研究,迪顿也不例外。在这个潮流中,迪顿在实证研究领域作出了惊人贡献,发表无数论文。美国当时已经进行很多深入家庭的微观调查,公布了大量数据集,催生出大量研究成果。迪顿深知数据本身并非人类行为的完美对应,拿到任何数据,先要了解它的来源和认识它的局限,然后在理解调查背景和人类行为模式的基础上加以阐释。他在1997年出版的《家庭调查分析》一书对这类数据的分析要点作了全面总结,堪称经典。近年来,中国有一些学者和机构也开始做自己的微观调查数据集,方兴未艾,而迪顿的书正是此类研究的重要参考。而且迪顿在研究过程中,把注意力逐渐转向了发展中国家和贫困问题。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迪顿的研究兴趣。其一,迪顿毕业于剑桥大学,受过很好的博雅教育,不管他的老师如罗宾逊、卡尔多,还是年纪略长的阿马蒂亚·森,都对发展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迪顿承认受到这些师友的巨大影响。第二,发展中国家的调查数据往往存在严重问题,加上社会制度背景与发达国家极为不同,数据更为难解。实证专家在这个领域有极大的施展手段的空间。对一个极度贫困的地区而言,GDP、工资、养老金这些常用概念可能缺乏意义,当地人追求的只是有饭吃、能吃饱、有营养等目标。迪顿的大量研究就围绕这些基础的问题来进行,探究贫困地区真正有效的测量、评价指标。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过程中并未过度沉迷于微观调查数据,总是用宏观的、来自不同机构、不同测算方法的数据加以比较,研究其中的异同。他没有放弃对社会加以总体认识、整全认识的努力。迪顿不断地运用计量工具来分析发展中国家,也在不断指出现有工具和统计数据的重大缺陷。他在2005年出版的《印度贫困大辩论》即是一例。印度是一个如此复杂、多元的大国,要准确测算印度的贫困水平就是一个巨大挑战,不用说探讨印度的脱贫进展。迪顿用了很多高超技巧证明印度的贫困人数的确有所下降,但分布并不平均,也导致了许多新问题。一个地区的数据总是既冗余,又稀缺,还有太多不可靠的地方。迪顿就不断地身体力行,向我们示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理论与现实之间,抽样调查与深度访谈之间,似乎总有一道难以弥合的鸿沟。现在的中青年学者往往采取激进姿态,深入田野,站在现实这一边。现实不会有错,如果理论难以解释现实,那就抛弃它吧。可老派的迪顿不这么看。他还在坚守自己对经济学的整全认识,不断探索分歧所在,希望能让理论、实证达成一致,微观、宏观融为一体。他的这种立场极有意义。作为一个实证方法论大师,他清楚认识到多数实证数据的局限性。在这些局部性的研究成果背后,总还需要逻辑一致的经济理论加以推广。迪顿的知识极为渊博,研究主题无所不包,从最初的个人、家庭消费行为到健康、贫困问题,再到现在流行的福利研究,深入主流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大多数经验研究者都受惠于迪顿某个或多个领域的研究。我们很难对他进行归类,但所有这些具体问题的研究,都折射出迪顿那种贯通微观、宏观、实证等几大经济学科门类的巨大野心和传统做派。(来源:南方周报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现任教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 第 1 页/共 1 页